去年12月29日夜，搭乘私人飛機從日本逃到故鄉黎巴嫩的日產汽車公司前董事長戈恩，日本事件今日（8日）晚上10時開始，在黎巴嫩舉行了首次記者會，對于自己為何逃離日本的原因，以及自己在日本遭受逮捕、關押、起訴等過程與迫害作了介紹。他認為，這是日產汽車公司與日本檢察院共謀的一起政治迫害案，自己不是為了逃避正義，而是為了逃避不公正司法的迫害而逃離日本。但是，他拒絕透露逃跑的細節，不想給黎巴嫩政府添麻煩。
全世界的媒體都在今年殺到了黎巴嫩，100人的會場涌進了120多家媒體。但是，大多數媒體都被拒之門外，就連NHK、共同社記者也無法進入記者會場。只有極少數的“親戈恩”媒體受到了邀請。
日本各大電視臺中，只有東京電視臺接到邀請進入記者會場拍攝。所以，今夜日本各大電視臺，均未能直播戈恩的記者會，東京電視臺是一枝獨秀。NHK通過其他渠道，進行了網絡視頻直播。
日本一些電視節目嘉賓認為，戈恩的記者會是自吹自擂，沒有什么實質內容。如果真的要證明自己的清白，應該回到日本參加訴訟。
也有日產汽車公司員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：“不法行為是事實，這一點動搖不了，記者會只會讓他變得更可恥。”
根據直播的內容，我將戈恩的記者會的主要發言做了整理，與大家分享。
為了便于閱讀，我加了小標題。
一，我為什么要逃離日本
我很感激黎巴嫩國民、感謝我的妻子和家人，因為有你們的支持，我才能逃離地獄般的生活，在這里呼吸到自由快樂的空氣。
大家都很想知道我是如何逃離日本的？但是，今天我不是為了講述怎樣逃離日本才來到這里的，我是想告訴大家，我為什么要逃離日本。
許多東西我現在還不能說，不然會在國內外造成沖擊，請大家理解。我為了保護自己和家人才離開日本這一個國家。同時我今天也想告訴大家，日本司法的可笑之極。
我一直在與日本的司法機構在進行斗爭，這是一個無視公正、自由與正義的制度。社會上聽不到我的聲音，媒體也只是發表一些由警察提供的消息，把我塑造成了一個貪得無厭的罪人，遭受了非人的對待，我沒有其他的選擇，只能背負風險，作出困難的抉擇，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抉擇。
二，我什么時候決定要逃離日本？
首先是我感覺到裁判不可能是公正的時候。原來說好是2019年11月公判，但是，在12月25日，法官突然告訴我，要推遲。因為檢察方面說，不能同時進行兩個裁判。那么，我的第一個裁判延遲到2020年的4月，另一個裁判，檢察官說不會在2020年內舉行。檢察院在決定我的命運，檢察院在破壞法律，他們在操縱情報，向記者傳遞消息，隱瞞證據。
其次是不允許我跟妻子聯系的時候。我被保釋后，不能使用郵件、電話也不行，家里有監控錄像，我的一切都被剝奪。我想與妻子見面，但是，法院拒絕了我的要求。我想我一個人被隔絕了與這一個世界、與家人的聯系，我已經變成了一個人質，我沒有了希望，我為什么還要留在這里呢？于是我覺得必須離開。
三，我覺得我會死在日本
我在日本工作生活了17年，把陷入困難的日產汽車公司拯救了過來。這些年，日本共出版了20本有關我的書，哈佛、劍橋、早稻田等大學的教授們也來研究，大家都把我看成是成功的經營者，研究我的經營學。但是，我被逮捕后，一夜之間，我被罵成了“獨裁者”、“惡魔”，我很不理解，沒有想到日本會如此冷酷。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，但是，就像我現在給大家看的這一份警察列出的資料名錄一樣，他們是一個個找證據，就是要做實我的罪名。
日本刑事訴訟的有罪率高達99.4%，我搏一下也可以，但是外國人聽說更高。所以我問律師，有沒有無罪的可能，律師說幾率很低。
我知道，如果我一路抗訴，官司打到最高法院，至少需要5年。我的人生很短，這5年中，或許我見不到我的妻子，我絕望了，我甚至覺得我會死在日本。
四，我遭受了非人的待遇
當我回到東京羽田機場時，我遭到了逮捕。有媒體說，我是在飛機上逮捕的，其實不是，是在機場出來時，被特別搜查本部檢察官叫住的。他們說，你有些事情需要說清楚。在拘留所里，進行了長達5個小時的審問。最后一名高官對我說，現在宣布對你的逮捕，理由是拿了不該拿的報酬。但是，那些報酬我都還沒有拿到，不應該成為逮捕我的理由。但是我還是被逮捕了。
后來我的律師見到東京大學的田中教授，田中教授說，以這樣的理由逮捕戈恩，是日本的恥辱。
我被關在一個單間牢房里，沒有窗，一天只允許放風30分鐘，而且周邊沒有一個人。一周只能洗2次澡，我要求多洗一次也不行。許多時候的審問時間，一天多達8個小時，而且律師不許在場。與律師的見面，也是隔著玻璃。檢察官們不是追尋事實，而是搞有罪推定。要叫我坦白，說我不坦白的話，就會禍及家人。
昨天，他們對我的妻子也發出了逮捕令。我妻子9個月之前說的話，為什么在9個月之后才被定罪，我無法理解。
所以，這是檢察院與日產勾結一起制造的一個冤假案。
五，逮捕我，日產汽車公司并沒有撈到好處
我在日產汽車公司服務了十幾年。其實我很想早一點辭去董事長職務，但是在2018年6月，要求我繼續留任。我為什么最終還是同意留任，是為了實現日產與雷諾的合并。
但是，我沒有想到的是，日產汽車公司的西川廣人社長、豐田正和獨立董事、川口均前副社長、今津英敏監查役等人發動了政變，他們虛構了我的罪名。對我的逮捕，就像是偷襲珍珠灣事件一樣。
逮捕我，并沒有給日產帶來好處。日產的股價損失了100億美元，平均一天損失4000萬美元。而雷諾公司在我逮捕之后，也損失了50億歐元，其中一天損失2000萬歐元。
六，我要阻止通緝恢復名譽
對于我，日本警察已經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出了通緝令。我的律師團隊正在努力，希望國際刑警組織撤銷這一份通緝令。
有人稱我是一個喜歡把“不可能”變成“可能”的人。1999年去日本的時候，也是這么認為，一個從法國、從雷諾來的人，誰都不會認識你。在一點日語都不懂的情況下，我到了日本工作，接受了各種各樣的挑戰。所以，我不會妥協，也不會就此結束，我的嫌疑一定會煙消云散。在未來幾個星期中，我會公布材料，回復我作為汽車行業內應有的榮譽和地位。
我現在作為黎巴嫩國民回到自己的國家，能夠與妻子與家人團聚，有電話有網絡可以自由使用，我感覺到很滿足。
但是，我不會徹底滿足，我不會同意那些歪曲事實的誣陷！
七，相信安倍首相沒有介入這一陰謀
因為顧及到黎巴嫩政府與日本政府的關系，所以，日本政府介入這一案件的事情，我不會講，我會保持沉默。
我個人認為，日本政府的最高層，也包括安倍首相，是不可能會介入的。但是，有日本政府人士介入。
八，我遭到了檢察官的恐嚇
一年多前，東京地方檢察院特別搜查本部以毫無事實根據的罪名將我逮捕，給我戴上了手銬，關在一個單獨的牢房里，每天要接受8個小時的審訊，不能與家人聯系，剝奪了我的人權與尊嚴。檢察官嚇唬我，說“你只要坦白，就可以獲得自由。如果你不坦白，不僅是你，你的家人也會遭到逮捕。”
我一個人被關在一個黑暗的空間里，苦苦思索，就像墜入了地獄。
這400多天的日子里，我與世界隔絕，與家人隔絕，與朋友們隔絕，也與45萬名員工們隔絕，內心充滿了絕望。
九，這是一起政治陷害
我最后想說的是，這是一起政治案件，是沒有根據，沒有事實的誣陷陷害。
我離開日本，不是逃離正義，而是逃離不公正的迫害與訴訟。我遭到長期的關押，毫無正義可言，我沒有其他的選擇，這是我唯一能做的選擇，也是我一生中最難作出的決斷。在日本無法實現的公正與正義，只能在別的國家去實現。
2011年，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后，許多人都逃離了日本，但是我回到了日本。我和我的員工們商議如何復興。為了日本，我做了許多的事。但是，最后在日本遭遇如何冷酷的待遇，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，我很傷感。但是，我愛日本，我愛日本人民，我也愛日本。
來源：亞洲通訊社
